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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良:“重读”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思想资源和学理依循——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开创性研究

2019-03-17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1期  编辑:顾海良

[摘  要]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作出多方面的开创性研究,“重读”马克思是其中首要的开创性研究。“重读”马克思,是指恩格斯晚年在重新出版马克思著作时,以撰写“导言”或“引言”的方式,在对马克思著作的“重新”读解中,再现马克思思想历史的真实过程和科学内涵。“重读”马克思的意义,一是阐明这些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对这些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阐释;二是阐明这些著作在马克思思想形成史中的意义,对这些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意义作出研究;三是对马克思思想作出适合于时代变化要求的新的理解,对面向“新的历史纪元”的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阐释。“重读”马克思,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学理依循,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本思想资源作了深湛研究。

[关键词]恩格斯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重读”马克思  学理依循  思想资源


1883年3月马克思逝世,恩格斯自然成为继续演奏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诗的“第一小提琴手”。从1883年至1895年,恩格斯在其晚年的12年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特别是在对马克思理论遗产的整理和编辑出版中,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作出了开创性研究。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开创性研究,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重读”马克思,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学理依循,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本思想资源作了深湛研究;二是通过对马克思思想过程和革命实践的研究,其中包括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以及与马克思思想发展有关的组织机构、理论活动等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内在逻辑作了深透研究;三是通过对各种反对和曲解马克思思想的观点和理论的批判,厘清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理论旨向和学术规范,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思想实质和时代意蕴作了深刻探索。本文仅就以上第一方面的问题作一些探讨。

先作个说明,本文所说的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重读”,是指1883年之后,恩格斯在重新出版马克思著作时,以撰写“导言”或“引言”的方式,对马克思著作的“重新”读解,再现马克思思想的真实过程和科学内涵。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来说,恩格斯“重读”马克思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读”马克思著作,阐明这些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对这些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阐释;二是“重读”马克思著作,阐明这些著作在马克思思想形成史中的意义,对这些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意义作出研究;三是“重读”马克思著作,对马克思思想作出适合于时代变化要求的新的理解,对面向“新的历史纪元”的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阐释。

一、恩格斯“导言”“引言”对“重读”马克思的意义

马克思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出版马克思全集的想法,恩格斯对于这一想法一直表示支撑,但他极不赞成贸然行事、仓促而为:他坚持认为这一类“马克思全集”应该“以单行本出版马克思一些篇幅不大的著作,不加注释和序言”,超过这个限度,恩格斯明确表示“我就不能同意了”。[1](P614)恩格斯要保留为马克思主要著作撰写“序言”和“注释”的权力。这就是说,恩格斯把“重读”马克思,即以“注释”和“导言”的方式“重读”马克思,看作是马克思思想研究的大事。恩格斯不会托付别人来做这件大事,自信只有他本人才能承当。

1885年5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社负责人海尔曼·施留特尔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出出版马克思的短篇著述的计划,恩格斯对此作了回答。恩格斯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意见:一是编辑“马克思的短篇著作”,不应该把其中的“国际文献”,如《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法兰西内战》《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以及《共产党宣言》等“算在内”;对这些著述,恩格斯提出:“想保留为这些著作写点引言的权力”。作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和遗嘱实行人,恩格斯自然有对马克思重要著作撰写“引言”的专有的权力。二是对准备出版的“马克思的短篇著作”,要作出基本的文本研究。例如,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首先需要断定哪些是马克思写的,因为“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文章,几乎不能同我的分开,因为大家彼此有计划地作了分工”,这也是恩格斯认为他有“重读”马克思的这种“权力”的根据所在。三是注重从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发展和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上编辑出版“马克思的短篇著作”,例如,把《新莱茵报》时期的文章同有关第一国际的文章放在一起出版,就“未必恰当”,因为“这些文章和著作前后相隔十五年到二十年”。[2](P311-312)把历史背景和理论主题不同的这两个方面的文章合在一起,显然不利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历史发展和思想演进之间内在关系的理解。

恩格斯晚年一直把“重读”马克思当作自己最为重要的“权力”,也是最为神圣的事业。1885年10月,恩格斯在给施留特尔的信中提出:“我确信,《新莱茵报》上的那些文章,如果不附上事件的真实经过,是不能重印的。”[2](P361)恩格斯赞成把马克思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述法国1848年革命及其之后事件的系列文章,编辑成定名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小册子。在恩格斯看来,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探究中,离开产生历史事件本身的“真实经过”,就无法理解理论的本意。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这一特征,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这一思想体系的本质所决定的。以“导言”的方式“重读”马克思,对于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同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恩格斯对“重读”马克思意义的这一理讲解明,脱离社会历史的“真实经过”,是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理论要义及其思想真谛的。“重读”马克思,不可能是后来的读解者臆度的结果,也不可能是单纯依据所谓的“症候”阅读的结果。

在恩格斯看来,“重读”马克思也包括对马克思著述所作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意义上的“增补”,如对文本必要的考据意义上的“增补”说明,就是“重读”马克思的基本要求。恩格斯在1876年到1878年间完成的《反杜林论》,是为批判欧根·杜林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领域宣扬的错误观点,特别是为回击杜林对马克思学说的攻击、为清除杜林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而撰写的著作。《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是马克思撰写的。为了写作“《批判史》论述”这一章,马克思在1877年1月开始阅读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年柏林版)一书,写了对该书评论的草稿。1877年2月底至3月初,马克思撰写了《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的手稿。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手稿作了修改和删节,定名为“《批判史》论述”,作为《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编的第十章发表。

1894年5月,在为《反杜林论》撰写的第3版序言中,恩格斯提出,要从文本上对原先第十章“《批判史》论述”作出“重要的增补”。这是因为,“这一章所有重要的部分都是马克思写的。在原定作为报刊文章的初稿上,我不得不把马克思的手稿大加删节,而恰恰在删掉的部分里,他对经济学史的独立的阐述比起对杜林主张的批判要重要得多。这些阐述恰恰又是手稿当中甚至直到现在还具有重大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部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马克思说明配第、诺思、洛克、休谟等人在古典经济学产生过程中所应占的地位的那些部分,尽可能完全地并逐字逐句地发表出来;而他对魁奈的《经济表》所作的说明就更是如此了,这个表对整个现代经济学来说,仍然是不可解的斯芬克斯之谜。相反,凡是专门涉及杜林先生著作的地方,只要不影响上下文的联系,我都把它删掉了。”[3](P17-18)按照这些想法,恩格斯根据马克思《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手稿对第十章作了“增补”。在恩格斯看来,经过“增补”的“《批判史》论述”这一章,已经“尽可能完全地并逐字逐句地”恢复原来文本的样式,也更为妥帖地体现了马克思手稿中“甚至直到现在还具有重大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部分”,以及马克思在文本中“对经济学史的独立的阐述”。[3](P17)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批判史》论述”的“增补”,作为“重读”马克思的重要形式,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文本解读和考据方式的运用。

二、“重读”马克思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阐释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重读”马克思的第一部著作就是《共产党宣言》。1883年6月,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第3版写了“序言”。恩格斯以“重读”的方式,在这篇简短的“序言”中,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对“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即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思想”作了概括。这就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恩格斯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本质及其必然趋势,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作了科学概括。显然,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4](P9)

1888年1月,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重述了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所阐述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同时还对这一理论的形成史作了进一步阐述。恩格斯认为,他和马克思“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4](P14-15)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这一“基本思想”的反复强调,体现了恩格斯在“重读”时对马克思的这一核心思想深刻把握,也体现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意义的深刻理解。

1891年3月,恩格斯为“再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更为显著地表明恩格斯“重读”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的意义。为了表明恩格斯“重读”马克思这一著作的理论的、政治的和历史的意义,恩格斯在“导言”的落款处,专门写上“189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20周年纪念日于伦敦”。[5](P112)

在“再版”《法兰西内战》时,恩格斯提出,在马克思著作之前,“加上了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较短的宣言”。这样做的原因,就在于“《内战》提到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如果没有第一篇宣言作参照,是不能完全弄明白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篇同为马克思所写的宣言,也和《内战》一样,突出地显示了编辑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已初次表现出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大家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5](P99)恩格斯凸显了“两篇宣言”和《法兰西内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从马克思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到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再到恩格斯1891年的《导言》,期间相隔40年,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所显示的“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大家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的特质。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具有的独特的理论品质和思想力量的证明,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意蕴所在。

在《导言》中,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5](P100)以“重读”方式,对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作出这种“补充”,正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学理意义和学术价值之所在。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大家今天在过了20年之后来回顾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历史意义,大家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应作一些补充。”[5](P107)

恩格斯在《导言》中的最为重要的“补充”,就是对马克思“《内战》第三章已经作了详细的描述”的理论,即“这种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的“补充”。[5](P111)恩格斯指出:“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5](P110)同时,“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巴黎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一是“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二是“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5](P110-111)在巴黎公社革命过去20年后,恩格斯对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这一“基本思想”和核心要义的这一阐释,突出显示了恩格斯“重读”马克思的本意,再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思想意向和学理依循。

在《导言》中,恩格斯坚持把马克思思想的历史研究与现实运用结合起来,对马克思思想的现实意义作出深入探讨,由此而确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时代意蕴。大家可以看到,在《导言》对“新的真正的民主的国家政权”理论的阐释中,恩格斯根据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对当时最发达的美国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作了比较性的探索。恩格斯指出:“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恩格斯的结论是:“正是在美国,大家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脱离社会而独立化”。[5](P110)由此可见,恩格斯在“重读”马克思中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蕴涵着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从来都是以历史同理论和现实的密切结合为其思想意向和学理依循的。

三、“重读”马克思中对马克思思想形成历史的探索

1884年12月,恩格斯为次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德文第1版写了“序言”。这一“序言”也以《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为题,在《新时代》1885年第1期上发表。在“序言”中,恩格斯以“重读”的方式,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意义上,对《哲学的贫困》作了两个方面的探索:一是对《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思想史意义上的探索;二是通过对洛贝尔图斯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意义上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地位和学术尊严。

在对《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思想史意义的论述中,恩格斯认为,在1846年至1847年的那个冬天,“马克思自己已经弄清了他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特点”。[6](P199)显然,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核心内容,就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哲学的贫困》包含了马克思对这些“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特点”的阐释。恩格斯的这一评价与马克思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认为,他的思想体系中的一些“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4](P593)

恩格斯还对马克思与蒲鲁东思想的“决裂”作了概要说明。恩格斯认为,自从1844年冬天马克思在巴黎与蒲鲁东相遇“常常整夜整夜地讨论经济问题以来”,马克思与蒲鲁东的分歧越来越显著,“他们彼此的道路是越离越远了”,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发表表明,“两人之间现在已经横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置之不理在当时已经不可能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就是一种“答复”,“这一个答复里也就确认了这个不可弥合的裂口。”[6](P199)

1884年6月,恩格斯为《雇佣劳动与资本》重新出版写的“前言”极为简洁,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开创性意义却十分重大。在“前言”中,一是通过“重读”,恩格斯对《雇佣劳动与资本》形成首次作了权威说明。恩格斯指出,“这部著作从1849年4月5日起以社论的形式陆续发表在《新莱茵报》上。它的基础是1847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作的几次讲演。这部著作没有全文刊载;在第269号上的文章末尾曾刊有‘待续’字样”。[7](P701)寥寥数言,清楚地指明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形成过程。二是通过“重读”,对《雇佣劳动与资本》作为独立的出版物加以确认。1847年12月下旬,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作完讲演后,1848年初曾试图在布鲁塞尔出版这部著作,后来由于马克思被逐出比利时而未能如愿。《新莱茵报》分五次刊载《雇佣劳动与资本》后,马克思也曾想出版单行本,最后也没有遂愿。1880年,在马克思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布勒斯劳首次出版了单行本。1884年,在恩格斯的参与下,《雇佣劳动与资本》在霍廷根—苏黎世再次出版。《雇佣劳动与资本》单行本的出版,使其正式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经典文本,成为研究马克思思想形成和发展历史的重要文本。

1891年3月,恩格斯在着手“再版”《雇佣劳动与资本》时,提出要写一篇“导言”,解决由于一些术语上不够完善,如把出卖劳动力说成出卖劳动等,可能在工人中引起的“混乱”。恩格斯提到:“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使用的还是他创造剩余价值理论以前的那些术语,要出版一万册小册子进行宣传,这些术语就不能原样保留下来了,因此我必须把它们全部改成现代用语,并加以说明。”[8](P50)恩格斯提出,“再版”《雇佣劳动与资本》,重要的是“要把它提高到《资本论》的水平”。[6](P199)

1891年4月底,恩格斯最后为《雇佣劳动与资本》“再版”写的“序言”。把1884年“前言”的内容并入“序言”的开头部分,在接着的论述中,恩格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提出,为了同马克思后来的“新的观点一致起来”,有必要作一些“完全符合”马克思本意的“必要的修改和补充”。[7](P702)

“序言”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展开阐释了“重读”马克思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意义。恩格斯提到,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50年代末才告完成”;在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之前的著作中,“有个别地方与他在1859年以后写的著作不尽一致,有些用语和整个语句如果用后来的著作中的观点来衡量,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7](P701)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视界内,恩格斯认为:“在供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版本中,编辑的思想发展进程中所包含的这种早期的观点,也应该得到反映;编辑和读者都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不加修改地重印这些早期著作。在这种情况下,重印这些早期著作,我连想也不会想到要更改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个字。”[7](P701-702)但是,考虑到“再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是“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用的,这与上面所说的情况不同”。恩格斯认为:“在这种场合,马克思一定会使这个发表于1849年的旧的论述同他的新的观点一致起来。所以我确信,我在这个版本中为了在一切要点上达到这种一致而作的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是完全符合他的心愿的。”因此,“再版”《雇佣劳动与资本》“现在已经不是像马克思在1849年写成的那个样子,而大致有些像在1891年写成的”。[7](P702)

恩格斯在这里区分了“思想发展进程中”需要的文本和“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用”所需要的文本之间的差别。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主要是从“思想发展进程中”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这时对于所研究的文本,如恩格斯所说的“我连想也不会想到要更改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个字”。这时,“不加修改地重印这些早期著作”,就是基本的学术规范,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学理依循。恩格斯对这一学术规范和学理依循的阐释,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开创性研究的重要观点。

在“再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为适合于“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用”的要求,恩格斯所作的“修改和补充”主要在于,“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本中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7](P702)其实,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最重要的就是向工人们讲清工资的本质,约·魏德迈抄录的马克思这一演讲手稿的标题就是“工资”。[9](P753)

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研究,一直是恩格斯“重读”马克思是极为关注的问题。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问题,恩格斯在1893年2月的一封信中提到,“在我的《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恩格斯这里指的是在《费尔巴哈》中作为“附录”第一次公开发表的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手稿,“马克思的附录其实就是它的起源”。[10](P647)对马克思这一手稿的发现和公开发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作过这样的说明:“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本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现在作为本书的附录刊印出来。”恩格斯对马克思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写的这一手稿的评价是:“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6](P266)

1895年是恩格斯生命历程的最后一年。1895年的第一天,恩格斯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谈到他和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的问题,认为这“应指1851年以前那段时期的作品”,但恩格斯这时更为关注的是,“找到1842年的全部《莱茵报》,主要是马克思的文章”。[11](P341)这成为恩格斯去世前最为关注的一件事。

1895年4月,恩格斯十分赞成把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写的三篇文章汇编成册。恩格斯提到:“我将很快把它们看完并写出序言,这三篇文章是:(1)关于莱茵省议会的辩论,(2)关于林木盗窃,(3)关于摩塞尔河地区酿造葡萄酒农民的状况。”[11](P440)恩格斯提到的这三篇文章就是:《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几天之后,恩格斯再次谈到这三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问题。恩格斯指出:“我曾不止一次地听马克思说过,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状况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10](P701)几天之后,恩格斯又提出:“除《莱茵报》上的文章之外,我还发现了马克思同一时期写的另一篇揭露书报检查的狂暴行为的文章;可以把它同其他文章一起重印。”[11](P451)恩格斯这里指的是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该文发表于1843年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中。到1895年5月,恩格斯对这一小册子定下了四篇文章,他在给梅林的信中提到:“我同意您的只把《莱茵报》上的两篇长文和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以及《轶文集》上的一篇文章)全文出版的建议。”[11](P455)

恩格斯同意暂时以《卡尔·马克思的处女作》为题出版这一小册子,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没有能完成这一小册子的“序言”及可能有的“注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恩格斯提出的马克思这四篇文章,后来被认为是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主要文献,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的最重要的文献。

四、“重读”马克思中对马克思思想的新的阐释

“重读”马克思,对马克思思想作出新的阐释,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开创性研究的重要特点。1893年,意大利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同年2月,恩格斯在“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对《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理论作出面向20世纪的“新的历史纪元”的阐释。

恩格斯认为,《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不久爆发的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自那以后的45年间,“资产阶级制度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同时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试想想看,在1848年以前的政治条件下,哪能有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国际行动!”[4](P26)恩格斯对1848年到1893年近半个世纪《共产党宣言》传播史作出了精辟概述,同时也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和“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的趋势作出新的阐释。

恩格斯在这一“致意大利读者”的“序言”中特别提到:“《宣言》十分公正地评价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现在也如1300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大家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4](P26-27)在恩格斯看来,《共产党宣言》是“新时代”的“宣言”,也是无产阶级面向“新的历史纪元”的“宣言”。

恩格斯期盼的“新的历史纪元”,应该就是“社会主义纪元”。1894年新年伊始,意大利社会党人朱泽培·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新纪元》周刊题词,以表达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在给卡内帕的信中坦言:“要用几句话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思想,而又不堕入空想社会主义或不流于空泛辞藻,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但是,他还是根据“重读”《共产党宣言》的意境,结合《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的出版,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录了以下论述作为题词:“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P666)在“重读”马克思中,恩格斯提升了《共产党宣言》这一论述的理论境界和思想力量。

1895年2月至3月间,恩格斯撰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成为恩格斯“重读”马克思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成为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创造性探索的最后箴言。

在这之前十年,1885年6月,恩格斯在给施留特尔的信中提到:“您打算把《新莱茵报》上有关1848年巴黎的六月战斗的论文收集在一起。这太好了。”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来看,恩格斯提出,“为了确立内在的联系”,可以从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有关论文中,“选出必要的段落”作为“补充”;恩格斯认为,收入《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这些论文“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是为维护六月战士而写的关于巴黎无产阶级首次战斗的当代唯一的著作”。[2](P330)恩格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实现了他十年前的夙愿。

根据恩格斯的意见,《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不仅收入了马克思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写的一组文章,即《1848年的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6月13日在大陆上产生的后果》三篇;在小册子的编校过程中,恩格斯提出,把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时评。1850年5—10月》一文也收入小册子,恩格斯还为该文加了《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的标题。恩格斯认为,这样“就真正使得这部著作完整了,否则小册子将显得残缺不全”。[10](P685)

1895年2月,恩格斯提到,《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本小册子,“不写导言就无法出版”;他谈到,“导言相当长,因为除了对那时以来发生的事件加以概述外,还应说明为什么大家那时会寄希翼于无产阶级取得最近和最终的胜利,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实现,以及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大家当时的看法。”[11](P389)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重要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事件”背景的“概述”、对理论形成及其内涵的论述,以及对理论的作用特别是与“事件”的关系等的研究。

就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开创性研究来看,值得大家注意的是恩格斯在《导言》中所作的以下三个方面的新的阐释。

首先,《导言》以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方法论为例,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作了深刻阐释。恩格斯指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小册子,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主义宣言》中,用这个理论大略地说明了全部近代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一直被用来说明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6](P532)

恩格斯认为:在运用唯物史观“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或者在“说明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在判断当前发生的各个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时,人们总是不能追溯到终极的经济原因”。这是因为,“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清晰的概述,决不会在当时就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之后。”就此而言,“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所研究的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本身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6](P532-535)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对经济状况(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源。但是,概括叙述眼前的事件时所面对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产生错误的根源,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眼前的事件”。[6](P535)

恩格斯认为:“当马克思着手撰写本书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根源就更难了。”但是,马克思做到了。这是因为,“马克思准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事件,所以他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这样的叙述,这一叙述对事变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6](P535)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不仅提供了理解法国二月革命的一把钥匙,而且也为大家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背景关系问题提供了学术示例。

其次,恩格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在对《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诸多理论的阐释中,凸显了马克思“第一次”提出的一个“公式”的重要意义。这就是:“使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恩格斯认为,“这里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6](P537)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不是对历史上马克思思想过程仅仅作出“纪年式”的排列,而是要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中,探寻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思想精粹、核心要义和本质规定。恩格斯对马克思“第一次”概括具有的“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理论的阐释,既深刻揭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粹和核心要义,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一个“公式”,一个确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历史发展本质规定的“公式”。

第三,恩格斯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学理依循,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内在品质。对于19世纪末的欧洲工人运动来说,恩格斯在《导言》中提出,1848年法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可以认为“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对于现实的欧洲工人运动来说,“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6](P538)恩格斯对1848年法国革命之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方式”变化问题分析时提出,19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德国,“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些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够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6](P545)但是,恩格斯提出:“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6](P550-551)的根本道理,并没有发生变化。

对这个“须知”的道理,恩格斯在小册子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有过更为明确的说明。1895年3月,恩格斯在编校这一小册子时的一封信中,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对历史问题的“不可效法”的做法,这一做法就是“有时以过去宣传革命的那种劲头否定革命”。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提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10](P686)恩格斯这一论述,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和马克思历来坚持的根本的无产阶级革命观。任何敬重科学和历史的人,都不会从中得出其他什么“否定革命”的结论。

写这封信后五个月,1895年8月恩格斯与世长辞。但恩格斯留下的这些箴言,久远地留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记忆中,成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开创性研究的重要的理论标识。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编辑:顾海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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